学习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我对自己的目标定位一是，了解和掌握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体内容，下面是带来的大学生中国政治学习心得体会20xx，希望大家喜欢。
说实话，最开始接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时候，就我的感觉来说，这门课程是比较亲切、可知的。一方面是缘于熟悉，因为学习政治学专业，《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绝对是最为基础的一门专业课。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听起来是一种相对固定的知识体系，起码不会像思想史研究，行政学研究那样学术流派繁多。老师讲授，我们接受，如是而已。
当然，袁刚老师在这一学期的授课过程中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最前沿的学术观点和文章，这些都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加深了我分析问题的思维深度。同时，袁老师介绍的“选举与治理”“人大与议会”两个网站我也是经常会上去看看的。通过这样一个窗口和平台，去了解理论学术界的前沿动态和热点专题，对于我学术素养的形成我想绝对是大有裨益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这门课程可以理解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化阐述和分解。当然，这项归纳和总结的工作是系统繁杂的、动态发展的长期过程，而我们这学期的学习只能说是涉猎、了解。要想真正地从知识的角度把握，在学术研究上有所造诣，短时间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以此为切入点，了解的同时深入一步学习就显得更为重要。作为一个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仅仅了解是不够的，它需要我们去熟知，去把握，去探究制度设计、运作、完善过程的机理和联系，而不仅仅是局限于知识的表面获取，肤浅认识。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不断发展的，制度在实践中是不断接受检验，不断趋向完善的过程，比如说教材中就有很多知识的细节已经不符合眼下的的政治现实了。同样，我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短短的一学期，自己是不能够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认识透，把握好的。知识的累计额，需要一步步来。学习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我对自己的目标定位一是，了解和掌握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体内容，二是，尝试体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确立、发展、完善的背景、规律以及趋势。至于那些政治制度改革的高深理论，伟大实践，政治制度的构建联系，我想自己虽不至于只是一个“看客”，但是充其量也只是一个略懂皮毛的“过客”。因为自己尚不具备那种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判断是非的能力。毕竟，在攀登学术的道路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的存在依旧显得“很苍白”。
从我现在的角度理解来看，中国政治制度其实是“比较完善”的。至少我现在没有能力和视野从理论上，从表面的制度设计上看出什么漏洞和瑕疵。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很多人在实践领域的背景是“一穷二白”的。又何谈能够提出什么具有现实意义的改革措施呢?换个角度来看的话，问题就出来了，既然制度设计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中国现当代的政治制度的满意度，认同感又比较低呢?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理论上制度设计鲜有问题，实践中制度推行却难以深入。由此产生的“恶性循环”时间一长，便会陷入改革的“怪圈子”。
依我看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关键在于保证制度运作落实的体制，所以中国政治制度需要完善，但更为重要的是先要将制度性的规定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落到实处。既要从理论上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以及合理性，又要在实践中探索改革的措施以及现实性。如果一个制度尚且没有能够完整落实，又何谈改革呢?
回到现实中来，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我们只是“浅尝辄止”的学生，可是作为政行专业的学生，我们是不是更需要有分勇气和抱负去“深究”呢?
记得梁素贞老师曾经引用过这么一段话来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像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是你一旦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它的装修却是很蹩脚的，而我们需要做的也正在做的就是对于细节的设计和修补。”当然，我希望自己也可称为一个这样的“装修工”。
最后，依旧是那句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近来无事，闲暇之余便拜读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字数也不多，本以为会像以往看过的史学名著那般枯燥无味。谁知，事实并非如此，读来很是津津有味，书中钱老先生更是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读罢感慨颇多，自觉从中受益匪浅。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应何敬之邀请，为台湾“战略顾问安全委员会”所作专题演讲的合集。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甚迫，遂以讲稿稍加补充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要言不烦，论述精辟，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五四以来，中国传统之一切政治与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而被抹杀。中国人引进西学，并大力弘扬，而中国传统文化却被无情鞭挞。我们已经习惯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尤其在近代经历过黑暗的侵略史后，更全盘否定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光辉之处。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先生向大家说明了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也有它争奇斗艳的一面，让我们对古代政治有了另外的感悟。
中国过去的政治虽说它专制，但也不得不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主要是两条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皇权与相权之争，这两股力量的交锋相错最终是中央战胜地方形成中央集权，皇权打败了相权导致丞相被废除。然而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现实角度去考虑问题，应该认识到中国领土之大，人口之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难以滋养民主制度的土壤。我们更应该了解古代政治并非真是极端的君主专制，更不是所谓的“专制黑暗”。汉代的中央政府里面三公九卿，唐代的三省分制划分了中央的权力，并且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就是皇上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也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如果他真要一意孤行，那么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唐代皇上颁发命令需要先由中书省制定，门下省审批，最后由尚书省执行。再说封建专制严重的清代，也只能说是部族专制，仍非皇帝专制。因为皇帝个人并没有掌握整个主权，皇帝只是代替了宰相的一部分权力。清朝故宫的午门是预备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这样的古代制度早就已经具备了我们今天民主政治的踪影。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更不能把它批的一无是处，而需要站在理性的角度去认识历史。
书中钱穆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恰恰是对当时先生写书的环境反映。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着实在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钱穆先生着力陈述制度须合于本国传统，须合于人事。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尤其值得我们加以学习、领会。近年来，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舞文弄墨，谈到解决一些中国问题时，张口必称与国际接轨方可解决。疏不知，他国的制度并不一定就适合我国国情，还不如运用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当然，传统文化中肯定是既有精华的，也有糟粕的。可是，不管是好是坏，事实上都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糟粕固然应该摒弃，可这岂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也就是说，中国问题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解决办法。当我们跳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历史，与中国百年近代史加以比较后发现，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
读完此书，一方面受益匪浅，校正了自己的历史观;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疑惑，总觉得钱穆先生对元清两朝颇有微词，很是蔑视，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在对清朝的评述上面，虽然我也比较赞成钱穆先生的说法，即清代是部族政权取代了以往历代的士人政权。我们应当认识到，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固然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于本族实行统治，所以部族政权对士人政权的证券就成了必然性;然而另一方面，被包围于汉人及汉文化的汪洋大海当中的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加以继承，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可能的统治。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也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其中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既然汉唐宋明各朝的政治之失都是情有可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被人理解的，那么论及到清朝怎么就完全不适用了?所以说先生在对满清的评述可能带有过多的私人感情色彩。
在我上学的时候，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是非常少的，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源远流长的历史，要我们标出重要的一段段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能记忆到脑海里的只有几个人名字，而且这些名字主要是通过电视电影的方式在脑海中扎下根的，人物是比较鲜活的那种。当然那些人物都是演员们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的。我们无法把对这些演员的形象和历史中的原本之人联系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些印象是一些伪印象，内心也没有把他认同。但近代的历史不一样了，我们除了看特型演员的逼真模拟展现，还能从一些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中寻到这些人物的影像。结合他们的理论、思想，和那些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一个个真正的英雄和伟人的形象凸现在我的眼前。是真实的，从而也是震撼的。
随便选择一个人来说吧：林则徐(1785~1850)，福建候官人(今福建福州人)，出身于下层士大夫之家。“生而警敏，长不满六尺，英光四射，声若洪钟。”其父林宾日，是一位注重“养其廉耻，使远于其袅，养其天真，庶免于浇薄”，“讨论文字，上下古今”，教导子女“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颇有经世致用风范的人物。林则徐1820xx年中进士，以后历任翰林院编修，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鸦片战争时期，以钦差大臣的名义赴广东主持禁烟抗英斗争。1850年，死于前往镇压即将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途中。他是一个靠自我奋斗终为时代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之代表。
同时还有贺长龄、魏源、陶、龚自珍等一大批的经世派人物。这些人物是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之提倡的积极入世的代表，怀抱经营家国天下的伟大梦想而进行政治实践的。然而在一个没落的王朝，一个特定的时代，他们的努力结果注定是令人不满意的。到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六君子的慷慨陈辞和英勇革新举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政府高级官员的洋务运动。应该客观的评价是，他们都是爱国的人士。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情势下，他们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去挽救民族危亡，企图力挽狂澜而不倒。虽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是有种种的局限性，是无法抵抗历史的潮流的发展，因为封建王朝的败亡是历史的必然。但同时我们要看到，他们在挽救民族危亡时所做的努力。为什么中国没有在被列强肆虐凌辱之后走向被奴役的亡国境地，而是奋起反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一波接着一波的起义和反抗，并逐步走向民族独立的结果。我认为这和这些时代的英雄，这些时代的仁人志士的爱国行动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说这些封建官僚的代表为的是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为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所的努力和付出是带有明显功利性质的。是值得批判的。但是不要忘了，他们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们对民族危亡的关注比起关注自己的利益要深重的多，无论他们的出身是怎样的，无论他们的地位是怎么样的，他们在经营家国的过程中，关注自己的利益并不多。相反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必须肯定的他们无我的境界。他们的认识局限限制了他们的眼光，使他们无法看到更远，但他们的努力为了后来的继承者开创了必要的前行之路。不要说这些都是历史的作用，在历史发展长河之中，永远无法抹杀的其中杰出人物的闪耀光芒，伟人是历史造就的，也是个人具备这个条件。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等待者，而相反他在和他同时代同领域的人群之中一定是异常出色的那种。历史是不会选择平庸之辈成为大家的英雄。
英雄也是凡人，林则徐出身并不高贵，身高大概1.5米左右(按古时的尺寸换算，不过的一尺等于现在的七寸左右)。但接受的来自父亲的教育很是高明的，使得他很有自信，声音洪亮(敢说敢言嘛)。二十六岁中进士(不是神童哦)，之前他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家做幕僚，并做了四五年(打工的)。这宗政治历练对其后的发展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看康有为等人，也都是出身并不显贵。可以说是生活的困苦和磨练造就了这些后来的叱诧风云人物。他们的历练是丰富和深刻的。对民众生活的困苦和生活底层的情况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们心怀的有万千民众。但他们的政治报复不可能顺利施展。因为利益双方是永恒的矛盾体。阶级利益是冲突的，很难调和的。尤其是在封建专制的社会，天下是君主一人的，要瓜分他的利益和权力是不可能做到了。所以无论是洋务派的努力还是戊戌维新变法的失败都是注定无法变更的。与虎谋皮，只能是悲惨下场。竹篮打水一场空。
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我们要关注的他们留下来的是什么?这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龚自珍，他对社会的批判思想，对封建王朝衰世的预言，经世致用，变法改革的思想，是开创了思想革命的先驱者;林则徐的经世致用与民本主义思想，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开眼看世界的观点;魏源的经世改革主张以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带动了中国开始反思奋进的潮流。洋务运动中开创的中国工商业经济实体，工业发展的布局都为后来者打下了基础(我所见的在这一时期创办的如江南制造总局，江南造船厂等企业后来都变成大中型的国家企业，到现在还在运作呢，仔细去查阅一下，很多百年以上历史的企业基本是这个时候由这些洋务运动背景下创办起来的)。康有为托古改制，破旧立新之政治思想，变法维新新纲，“大同”憧憬;梁启超的反专制，兴民权，宪政和法制思想;谭嗣同“冲决网罗”，抨击封建纲常，力主变法，倡扬自立称作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著有《仁学》;严复，翻译《天演论》，倡导进化观，倡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这些民族抗暴图存的前驱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闪耀人性光芒的思想遗产，也留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后来者的继续行动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实是水到渠成的。武昌起义的义旗一立，天下诸侯纷纷响应，一是个诸侯利益所需，更重要的是民心民智已变。要阻挡民意之滚滚潮流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袁世凯唱出的洪宪丑剧，张勋唱出的复辟闹剧，注定是匆匆上场匆匆下场一幕幕搞笑作品。当然继续要往下看的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统治的具有伟大功勋。但要接着反帝就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了。孙中山是深受民主思想熏陶的革命先行者，但他所受的其实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教育，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要他站起来反抗哺育了他思想的帝国主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中国当时的情况基本是诸侯割据状态，而且这些诸侯基本都有各自的帝国后台，封建的老祖宗赶下了台，台上就没有了其他的东西了。何去何从还是一个问题。老大难的问题一下子消失了，新问题就自然会接着出现。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持的代言人，各路诸侯依然是掌握重兵，各管一方。应该说在推翻帝制的道路上，北伐战争所做出了的贡献是巨大的。这其中国民党的作用是必须核正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其实也代表了一个帝国的利益，它是美国逐步扶持的对象。但在北伐时期，国民党是以解放全中国为己任的。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众多干部也是由黄埔军校培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的力量是弱小了。共产党只是国民党同时容纳的政党之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得不提到的是发生在其中两次又农民发起的革命起义。一起是天平天国运动，一起是义和团运动。这两次运动是农民阶层为了免于民族危亡自发发起的救亡运动，其付出的代价是惨烈的。甚至于悲壮的。他们以落后的武器抵抗外来的侵略和内部的镇压。他们只是以生命的代价换取一种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他们发对外来侵略，却被帝国的代言政府内部镇压。所以不得不扩大斗争的范围，而最终落于败亡。他们有宗教狂热，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支援，靠的只能是自己的意志。他们欲挽救民族于危亡却被自己人所消灭。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铭记。历史没有给他们公正的评价，在众多人的心目中，他们是一群捣乱者，无知而愚昧的一盘散沙。死亡是必然的。所以我说他们悲壮。
纵览本书，可以总结到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的思想影响的观点主要有四个：其一，进化论。这个源自自然科学的理论概念被梁启超引用到政治发展的理论中。产生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严复《天演论》兼具救亡警钟和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在社会产生振聋发聩的影响，“天演”“物竞”“天择”“淘汰”在二十世纪初期成人人口头禅。梁启超把生物进化推演到社会进化，提出国家竞争和国民竞争，强调自然淘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使人们惊秫于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其二，民主论。以民主平等思想为旗帜，在颠覆封建专制的历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民族平等，男女平等，人人平等。其三，科学观。以科学观涤荡蒙昧迷信。其四，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取代其他学说指导国人走出困境，走向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是一部传统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斗争的历史。从总的看，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为了救亡和启蒙而从西方学来的民主思想最终战胜为封建专制服务的没落思想。这个历程是以血与火铺就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思想政治先驱者的勇敢实践，也是他们爱国之心的拳拳体现。是他们给了后来人改进向前终至成功的机会，所以不要怀疑这些人是否聪明，是否睿智，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我们一样有。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创造的已经突破了能突破的局限，看了更远，而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之上，是否能看到更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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