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优秀的语文教材是保证语文教学取得成功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素质培养与传承的基本载体。从对历史和对中华民族未来高度负责的角度考察，语文教材编写的改革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当下语文教材编写的改革与创新呢? 本文就目前语文教材编写进行一些理性思考。
一、语文教材的编写需当作国家和民族最伟大的“公共利益”。
自从教育部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各个有条件和能力的地方可以自行编写语文教材以来，中国语文教材顿时百花齐放，涌现出了数十种版本的语文新教材。经过大规模的实验教学，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之声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是越来越激烈，甚至部分教材遭受到了社会的严厉批评和诟病。关于语文教材的编写争议，成了学界及社会关注的热点。在众多对语文教材的质询声中，对某些编者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不顾语文教学的规律，各自为政，不顾及各学段教材基本的整体性与协调性的做法，也进行了尖锐批评。众所周知，母语教育是关系到民族未来及民族个性培育的重大事业，是我们最崇高的“公共利益”。这要求参与教材编写的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崇高的道德感、责任感与对民族语文教育的神圣感。
与此相反，随着语文版本增多，经济利益、学术纷争日趋激烈，少数编者忘却了民族及国家的利益，忘却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而难以真正从一个学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高、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虽同处一个城市却是各自编写一套。王教授领衔编“高中”，而陶教授领衔编“初中”，两套人马基本没有语文教材编写的学术性往来与会议研讨，却把本地区初中、高中语文教学的连贯性生硬截断。这样的教材编写，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也在一定程度制造了语文教材编写的混乱。
叶圣陶、夏丏尊作为语文教材编写的“大师”，其品格风范值得语文专家们反思。虽然历史发展了，时代语境不同了，编写的教材内容有所改革，但是他们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对民族及后代高度的责任感永远值得学习和敬仰。在语文教材的编写历程中，坚持这种崇高的语文道德精神，将是我们前行的不懈动力。这也正是当前我们重新翻读《文心》、《国文百八课》等经典时，仍然一往情深的原因所在。
二、语文教材的编写需要坚持语文本质特征及语文理性精神。
语文是什么? 语文的本质就是对母语的语言文字及文化的学习与继承。语文教材不同于其他任何文科教材，虽然有人文性，但语文的工具性是其一切特点中最首要的特征。对字、词、语法、语言现象、语言写作的学习，是语文基本功的表现。坚持语文的工具性，就是坚持语文的理性精神。这种工具性是科学、逻辑、独立和思考的，而不是道德、玄学和精神的。长期以来，一些语文教材的编写者，总是以道德家、文学家、启蒙家与精神导师自居，所编教材中占据语文教材内容核心地位的是“人文主义”的精神说教与感化，而缺少一种质朴、本真、语文自身的工具主义精神。他们把语文自身的工具性诬蔑为“庸俗的技术主义”，而打着“人文精神”与“生命意义”、“个性主义”的口号，倡导语文教学的“娱乐主义”、“表演主义”的教学方式，让语文教材的编写越来越远离语文，而越来越靠近谁也无法说清楚的“生命”哲学和“人文”精神。
现在，一些编者还普遍强调语文教材的审美性教育，事实上如果把基础教育的汉语课程转换成以欣赏和审美为最主要特征的文学教材，则偏离了语文自身的轨迹。语文教材变成了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课程的补充教材，则是离开了语文教材的本质。语文课不是一般道德的语言理论课、知识课，而是发展学生言语能力的实践课，是教师以语言理论去指导学生言语实践的应用课。语文作为社会交际最重要的工具，必须进行实用文的阅读和写作教学。
遗憾的是，语文课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显得越来越浮躁，语文的工具性、知识性都没达到理想的语文教学目的。据报道，南方某省高考语文题卷中，有一段“根据阅读材料写一段话”的 12 分试题。几年考下来，学生成绩很不理想①。由此看出，学生语文应用能力的普遍下降已成了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各地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的使用虽各不相同，但都毫无例外地将教学目标设定在课文所体现的“人文性”上，教学中作者思想的哲理性强调有余，关注词语的表现力明显不足。这是语文教材编写及语文教学对语文本身的偏离，是一种以表象的人文关怀思想代替真正的语文理性运用。为此，必须强调在语文教材编写时，一定注重语文的工具理性本质。12
三、语文教材的编写需要学习借鉴国外语文的编写经验与方法。
虽然不同的母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语文教育特色与个性，但是语文( 母语的语言文字教学) ，在对中小学生心理活动规律、思维规律及把握语文的技巧方法上，有很多是相通的。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多年来太注重功利化主义的教化作用。虽然现在打破了“人教版”一统天下的格局，但语文思维却依然是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中国特色”的语文驯化思想的灌输，语文课程变成了其他课程的延展课程。中国语文教材编写在编写思维及编写原则上，应该学习美国的编写经验，摒弃肤浅的虚伪说教，强调词汇、阅读、作文、文学的语文教学内容，强调阅读与语言训练的紧密结合; 注重培养直觉、注重观察能力、注重积极的思考态度和严谨的逻辑思维习惯，注重学生对语文教学内容的批判性思考。只有将语文教学内涵与个性化结合，那么，中国语文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回归到“语文”教学本身。譬如，美国的作文教学改革与国内写作教学普遍重视写作技巧训练不同的是，十分强调作文思维训练，尤其是批判性思维训练。美国的教师们认为，“批判性思维”不是专指给人挑毛病、提出批评，也不是同意或不同意的简单线性思维，而是独立意识、创新意识、责任意识的价值追求。要求学生在掌握充分论据的基础上去分析、判断和推理，使得出的结论或作出的判断尽量客观公正。②西方语文教材编写非常注重语文对逻辑思维的训练，强调语文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及清晰的表达能力。逻辑是判断的起点，是一种高级的认知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分析、归纳的保证。在语文教材编写中，通过对语言逻辑及语义的分析概括，把握语词的构成及变化规律，提升学生对逻辑能力的把握运用。在西方及美国的语文教材中，无论是哪一个年级，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于自然、社会、人类、历史、宇宙、生物等多种知识性的阅读文章，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各种知识的满足渴求，又培养了学生的理性、科学判断的逻辑能力。我国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曾经选编着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中国石拱桥》、气象学家竺可桢的《向沙漠进军》、数学家华罗庚的《统筹方法》等，都是非常优秀的范文名篇，对于学生理性逻辑思维的培养具有一定的作用。
四、语文教材的编写需要改革与创新理论以指导实践。
目前的各种语文教材“经验型”居多，难有大的质量上的飞跃，主要原因是语文观念守旧，缺乏创新，缺乏借鉴和指导，决定教材编写质量的是“教学理论”而非“课程标准”。
教学理论影响和决定课程标准，课程标准影响和决定教材编写。教学理论的发展创新在前，课程标准研制和教材编写在后。在语文教材及教学的探索过程中，在百年语文教学的理论建构中，无论是启发式教学、自主性学习还是研究性学习，关键是中国语文教学在多大的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语文能力，即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能力及文学能力，这些能力对学生一生的语言应用有多大的积极作用。我们时常提出“教材创新”和“教学创新”，到底应该以什么理论作为指导来进行创新? 本文认为，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及语文教学的改革，必须在理论上进行多个方面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前的现代语文教学，基本上比较注重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思维的相互融合，注重对语言文字的学习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今天香港、台湾及新加坡华人区域，他们的华文语文教学思维，依然沿袭着新中国成立前的语文教材编写经验。虽然课外的部分内容有所改变，但有些课文进入语文教材几十年一直没变，无论古文诗词还是现代文等，都是民族语文千锤百炼的经典范文。他们对语文的经典性、语言性、人文性及实用性的思考与利用，都值得大陆语文教学界借鉴、思考。大陆语文教材被指责不适合现代语文教育的课文较多，并不是指传统人文经典与古代语文的内容较多，恰恰是一些庸俗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文章较多，不仅对学生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提升无益，还教会学生虚伪与说谎。
中国语文教育理论必须走出庸俗的道德及社会工具论的怪圈。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学基本上滑向一种政治工具论，学习语言就是学习政治说教，语言文字本身反而成了政治教育的附属品。以制度性及政治意识形态来对语文教材进行编写，完全忽视语文的个性教育。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但语文教材庸俗的道德、政治视角依然束缚着语文的价值作用，束缚着语文的人文意义。从小学到高中，与政治、道德及虚假的“伪崇高”、“伪经典”相关的文章，至今仍有数十篇。大陆中文系的教授、学者们曾写文章猛烈抨击这些充满现代虚伪道德说教的文章。③中国语文教育理论必须接受现代语言学的洗礼。改革开放后，教育理论成果层出不穷，打破了苏联语文模式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教育价值理论得到借鉴与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我国语文学界影响很大。虽然语言生成理论和功能主义语言学等理论指导下的语文教材尚没有成型，但是，现代语言新理论的确在改变着一些教材专家的思想。譬如，行为主义心理学非常注重行为对认知、感觉、记忆、联想及知识个性的影响，如果以行为主义心理学指导语文教学，则是以学生的自我行为为主，对课堂的动嘴( 朗读) 性重复要求很高，反复背诵、加深记忆和理解，教师则不需要满堂输入。有研究者认为，语文教学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语言训练为中心，特别要加强语言的运用。“两个基本点”即培养语文能力( 听、说、读、写、书) ，提高人文素养。显然，语文教学一定要由“教教材”变成“用教材教”; 由“教课文”变成用课文学语言、用语言。教师由以往分析课文内容的教学，转向以策略为导向的教学，注重读法、写法、学法的指导，最终目标是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运用语言能力以及学习能力。④百年语文，百年探索，百年争鸣。在不断争执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研究有三次转变。第一次是以语言为视野，代表人物是叶圣陶、张志公、吕叔湘。第二次是以文学为视野，代表人物是王丽、钱理群、王富仁等。第三次是以课程论为视野，代表人物是王荣生等。第三次转向，使语文课程形态的多元选择逐渐成为现实，语文教材将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但是，在“多样化”繁荣的虚假层面后，人们更多的是对语文教材的迷惑和对语文教学的犯难，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到底该怎么改? 有专家认为： “要解决当前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改善语文课堂教学，归根结底要依赖于语文课程的改革、语文教材编制的完善。这就要求语文教师需要从‘资格型’向‘智能型’和‘智慧型’转变，用语文教育来带动学生的全面发展。”⑤还有专家认为： “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在观念、体制上完全可以做一些大胆尝试，比如只要在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内，完全可以放开语文教材编写市场，同时将对教材的选择权交到学校、一线教师手中，让小学语文教材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⑥无论有多少种意见，多少种方案，在这个浮躁与喧哗的时代，语文教材编写需要沉淀，语文教材编写不应成为一些人发家致富的工具，而是一种民族公共利益的历史使命，需要更多的理性精神，责任精神和民族精神。语文教材的编写需要真正回归到语文的本质，以欧美发达国家民族语文教材编写为借鉴，转向一种现代、开放、民主、理性及科学的语文精神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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