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尤其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致力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令华夏儿女倍感鼓舞的是，党和国家体认到：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更好地用优秀历史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在今年2月份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中，xx指出：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我们认为：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以及中央近期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有关部署，正是“深入阐发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独特创造和思想精髓”的自觉努力;而中华文化关于“风俗”理念与实践的深厚资源，足以构成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有效维度，构成传统智慧与当下事业的会通之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共16次出现“风”字，5次出现“俗”字，“风俗”连用虽未出现，却渗透着对传统“风俗”之道的自觉接续与现代转化。
一、良风美俗乃是“国之元气”
总书记用“空气”的意象形容核心价值观，可谓切中肯綮的不易之论。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气”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既是人生论上“至大至刚”“塞乎天地”的涵养对象，也是宇宙论上万物生成之所本。孟子通过明道、集义以“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引得历代仁人志士终生履践。黄宗羲曾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下》)值得重视的是，东汉哲人王符兼重“气”的宇宙论与人生论价值，他曾说：“正气所加，非唯于人，百谷草木，禽兽虫鳖，皆口养其气。……以淳粹之气，生敦庞之民，明德义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后化可美而功可成也。”(《潜夫论·本训》)由此观之，“气”虽无色无臭，但却“杂然赋流形”地充盈于世间，赋予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以生命;更重要的是，深具道德情怀与精神追求的中华民族，向来珍视的不仅是自然之“气”，更其是社会之“气”，孜孜以求、善加养护的正是“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文天祥：《正气歌》)的“天地正气”!
“气”之流动是谓“风”。风本是自然现象，“迅雷风烈”等等，莫不以其神秘和伟力而为先民敬畏折服。有了敬畏之心，有了戒慎恐惧，也就滋长出宗教、道德、法律等人类群体的内在律令与外在规约。“人之异于禽兽者”，社会之所以可能，端赖于此。《周易》有云：“挠万物者，莫疾乎风”;《尚书?洪范》将风列为五种基本气象之一，并将其分为适时产生的“时风”与长刮不止的“恒风”;“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从虫凡声”(《说文》);“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管子·四时》)。更重要的是，人们也认识到：风能动物，亦能化人。“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尚书·说命》);“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之所吹，无物不扇;化之所被，无往不沾”。(《毛诗正义》)
“气”具有自然与社会的二重性，“风”亦如是。东汉学者应劭与班固均在此意义上论述何谓“风”，进而引入“俗”的观念。应劭认为：“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风俗通义》)“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汉书·地理志》)而《说文》将“俗”解释为“习”，“习者，数飞也。引申之凡相效谓之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此“风”“俗”并举，后世学者均有解说。元人李果说：“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风俗通义题解》)明人陆树声则说：“介于上谓之风，效于下谓之俗”。(《陆文定公书》)“风”意味着“弘扬”“培育”，“俗”则意味着“推广”“践行”。由此观之，我国传统的“风俗”之论，不仅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特性，而且兼具中心性(或普遍性)与地方性(或特殊性)两大面向。“风”的重要政治功效是“化”，“风俗”向来与“教化”并举，成为衡量治乱良莠的重要标志、决定治乱良莠的重要因素、引导治乱良莠的重要手段。
先贤们认识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风行俗成，万世之基也”(《汉书》);“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风俗通义》)。《管子·牧民》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徐乐曾上书汉武帝，提出“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的著名命题，而“俗已乱而政不修”远逊“安土乐俗之民众”，恰恰构成了“土崩”危于“瓦解”的一大重要缘由。(《汉书》)顾炎武以“易姓改号”为“亡国”，以“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为“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风俗败坏、人心颓丧的破坏力甚至远胜于国之不国;他亦转引宋代大儒罗仲素语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日知录》卷十三《廉耻》条)。同时，敦风化俗也被诗家盛赞，引为士人的家国理想，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又如“倘筑天平基，请自厚俗始”(陆游：《岁末感怀以余年谅无几休日怆已迫为韵》第九)。宋人苏轼的风俗论可能更具现实意义。他曾将“厚风俗”与“结人心”、“存纪纲”并举为三项首要之事，并将风俗视若“国之元气”：“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他特别警示：“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因此，“爱惜风俗，如护元气。”而养护元气之法，端赖于“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易言之，即“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是也。(《上神宗皇帝书》)此外，苏轼还指出：“国之兴衰，系于习俗，若风节不竞，则朝廷自卑。古之贤君必厉士气，当务求难合自重之士，以养成礼义廉耻之风。”(《乞录用郑侠王斿状》)。
xx同志在近日召开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五千年厚重历史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要坚持不忘本来、固本培元。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恰恰对应了上述中华传统所昌言的“风-俗”。必须强调的是，“风俗”的内涵与外延均远大于现代西方风俗学意义上的“folklore”，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主体意识与文明自信。它不仅是《辞海》所谓的“历代相传积久成习的风尚、习俗”，而是接近于《现代汉语词典》所谓的“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就其政治社会功用而论，它贯通“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本于社稷大经大法却应乎百姓人伦日用，“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文明先祖和历代贤能对良善治理之道中的精神价值之维的深刻体察，也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依托。收拾世道人心，提振社会风气，实乃当下中国的一大要务。一个良善的国家治理秩序，欲求其长远深固，甚至对世界有所担当，就既应当是一种由可靠而管用的制度勾连与保障的“物理的”秩序，也应当是一种由根深蒂固、返本开新的文化润滑与滋养的“心灵的”秩序。甚至制度之所以运行、社会之所以可能，都离不开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风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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